记者 | 崔宇（界面商学院院长） 毛盾（界面商学院研究员）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各地复工时间普遍推迟至2月10日以后。随着逐渐复工复产，人员在各地流动加快，疫情防控将迎来新的考验。
自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以来，为阻断疫情的扩散，全国各地采取了封城封户、人员排查等不同形式的防控措施，特别是为了应对复工高峰期，目前非湖北地区的防控措施逐渐升级。那么，截至目前，哪些省市的疫情主动防控能力最强？防控效果最佳？而哪些省市仍有疫情扩散的风险？界面商学院试图通过不同维度来对此进行初步评估。需要说明的是，主动防控的主体包括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
从确诊人数来看，除湖北省外，有三个省市累计确诊人数超过千人，且增速不断下滑，疫情防控取得初步成效。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不同省市间累计确诊人数差异较大，但绝对数值并不能真实反映疫情在各地传播的速率以及各地的防控能力和效果。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便是初始流入相应省份的潜在病毒携带者数量。也就是说，如果确诊人数多是因为潜在病毒携带者前往该地区的人数多，则不能说明疫情在该地区传播速率较快。此外，人口密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方不利于控制病毒传播，客观上会导致确诊人数较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当地防控能力弱、防控效果差。
考虑到潜伏期的情况（平均3-7天），以及政府对人员流动采取了严格控制手段，我们首先采取自1月23日武汉封城起至1月30日的各省累计确诊人数与1月31日至2月8日的各省累计确诊人数作为对比。用后者除以前者，可以粗略反映二代传播与一代传播之间的倍数关系，即假定1月30日之前确诊者以武汉接触史病例为主，1月30日之后以二代传播为主。计算结果以扩散倍数显示，数字越大意味着一个病毒携带者感染周边人员的能力越强，当地防控效果越弱，反之亦然。我们去除掉病例基数小于20的省份，计算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各省市在扩散倍数上存在一定差距。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的扩散倍数甚至超过了湖北，这也与最近媒体上报道的当地部分患者故意瞒报病情、拒不配合工作人员指引佩戴口罩等“恶劣行为”遥相呼应。不过，由于上述数据没有考虑到人口密度和人口集聚等影响，所以也不能完全反映出当地政府和民间的主动防控能力，而只能部分反映当地疫情的扩散风险。
接下来，我们更新了计算方式来体现武汉迁入人口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对各省防控效果的影响。方法是通过各省2月8日累计确诊人数除以各省人口密度得出感染者覆盖面积，再除以武汉市至迁入各省的人口数量（即潜在病毒感染者）得到单位潜在病毒携带者的感染面积。单位感染面积越大则说明该省防控能力相对越弱。
对于人口密度，我们采取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各省城市人口密度（城区人口/城区面积），由于北京和上海的城区面积和市区面积一致（全国城区面积与市区面积之比仅为9%），导致其城市人口密度被严重低估，所以我们将北京和上海采用的人口密度调整为主城区平均人口密度。
与此同时，两大城市在春节期间存在大量的人口流出（从历史数据看接近四成），所以使用主城区平均人口密度又存在一定高估，但考虑到因疫情爆发导致部分人员提前返回，以及各省城市人口密度在计算时包含了城市暂住人口，在春节期间也存在一定高估，所以我们在计算时将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人口密度调整为原值的80%。
此外，我们假定各省的武汉迁入人口感染率相同，即武汉迁出至各省的人口数量与迁出的潜在病毒携带者呈线性关系，随后采用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平台提供的交通数据，采用今年1月10日至1月24日由武汉市迁出至各省的人口比例作为分母的计算依据，从而得到单位感染面积的相对结果。
结果显示，排名前十五位的省级行政区如下（西藏基数低，故未纳入排名）：
可以看出，上海和北京等特大城市的疫情防控能力居于前列，这也与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管理水平、公众认知程度和社区自治能力较强有关。此外，作为武汉人口迁出的最大省外目的地，河南的表现十分亮眼，其“硬核”防控措施也在我们的排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我们还发现，武汉人口流入比例居前的湖南、江西和四川，在防控能力表现上也十分不俗，相反，其他武汉人口流入比例较高省份如安徽、广东、江苏和重庆等，在防控能力上表现平平。这意味着武汉人口流入并不是影响防控效果的绝对因素，换句话说，武汉人口流入量大依然可以做到有效防控。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评估中，黑龙江与浙江排名相对靠后。武汉人口流入黑龙江的比例仅为0.28%，位列全国倒数第八位，但黑龙江确诊病例数却增速较快，扩散倍数最大，这主要是由家庭聚集引起。截至2月6日的黑龙江48起聚集性疫情中，45起由家庭聚集引发。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的民众行为和生活习性等会显著影响疫情防控效果，防控疫情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
从浙江的情况来看，其扩散倍数仅为1，位列全国第二，但总体防控能力排名却较为靠后，这可能部分受到我们计算方法的影响。我们假定各省的武汉迁入人口感染率相同，但由于浙江人特别是处于疫情重灾区的温州人日常商业活动、人情往来频密，导致其感染率可能远高于其他人群，换句话说，我们的计算方法忽视了不同职业及年龄人群的感染率差异，这客观上会导致浙江的防控能力被低估。当然，温州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从扩散倍数来看，温州高达1.97，远高于浙江的平均水平。
总而言之，疫情防控工作需要考虑人口流入、人口密度、人口结构、行为模式及病毒特性等多重因素，更主要的是需要政府与民间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特别是加强信息透明和社区自治，同舟共济方能战胜疫情。
相对乐观的消息是，截至2月8日24时，全国非湖北地区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5天下降，湖北及武汉的新增指标也呈现全降，尤其是重症指标大幅下滑，第一个传播高峰或已平稳度过，如果政府和民间能够及时总结前期经验，在面对复工高峰时联手提高防控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将出现重大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