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上午10时，汉口站关闭，武警官兵在站前值守。
其实在22号深夜，长江日报摄影记者陈卓人在荆门，提前知道了武汉将会封城的消息。赶在封城前，他回到了武汉——只是他没料到，这一待就是两个多月。期间，他拍了几万张照片，见证了武汉战疫的整个过程。他说，“真实，不渲染，这是我的拍摄宗旨”。
这是他的疫情日记。
摄影&讲述/长江日报 陈卓
编辑/小为 匡匡
出品/腾讯新闻
我叫陈卓，供职于长江日报，在武汉生活20年了。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新冠病毒肯定人传人”时，我忽然想起17年前，我在武汉上大学时，遭遇SARS的那个春天。
一种似曾相识的危机感，在我心里涌动。武汉也随即被不安笼罩，口罩、酒精、84消毒液被抢购一空，街上行人几乎全部戴起了口罩。
那几天，老婆不准我出门拍摄采访，跟我吵了两天架，说我会“害死一家人”。后来我决定，先把一家老小送回荆门老家再说。
1月23日下午4时，岱黄高速府河收费站关闭，交警正在疏导离汉车辆返回。
1月22号傍晚，我们一路向西，出发去荆门，沿途景象让我不详的预感更加强烈：
大量私家车正在加速出城；一辆接一辆救护车，拉着警报，往武汉方向疾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从湖北各个地市州医院调往武汉的医护人员。
当时，武汉市各大医院的门诊已经人满为患，急需大量医疗资源，那些人和车都是来救命的，他们是最早来驰援武汉的逆行者。
我把老丈人、丈母娘和娃送到荆门父母家安顿了下来。23日零时刚过，同事告诉我，武汉要封城，稿子已经来了，马上要发。
紧接着，报社的调令下发，指示我们记者必须坚守岗位，不得离开武汉。
次日凌晨2时，封城令发布了！虽然我提前知道消息，但那一刻，还是被震惊到了，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突然中断与外界所有交通，这是我想都没敢想过的场景。
距离早上10点，正式封城还有8小时窗口期，我开始跟老婆做思想工作。最终，她同意和我一起回武汉，老人和孩子留在荆门。
23日一早，我和老婆开车返回武汉。这一待，就是76天。
以下是这段日子，我在武汉记录下来的画面和故事。
1月24日，中国农历乙亥年除夕，火神山医院开建，工人们在加油站里吃上“年夜饭”。
我被安排在医疗报道组，主要参与医疗单位的采访工作。
封城之初，武汉的忙乱、患者的无助、志愿者的逆行、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等等，是我镜头里的主要内容。
火神山医院的建设，我拍了不下几百张，除了惊叹“中国速度”，最让我敬佩的还是参与救援的工人。来自中建三局、武汉市政集团、汉阳市政以及相关施工单位的数千名建设者，放弃了回家，选择了危险，日夜不息，确保了医院的建成投用。
1月25日，武汉市民涌向超市采购生活物资。
1月25日下午，武汉市宣布，1月26日0时始，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通告发布后，市民驾车涌向超市采购生活必须物资，部分超市也开始管控入场人数。
1月26日，120护士张静和司机老胡，驾车行驶在空荡的鹦鹉洲长江大桥上。
武汉市普爱医院的120护士张静和司机老胡，是我早期采访的医务工作者。
40岁的张静从业20年了，曾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来汉伤员的救治工作，和司机老胡是老搭档。
两人和他们的十余位同事，几乎就没休息过，一直在一线。张静有两部手机，早八点到晚八点，每天至少300个电话，从开机打到自动关机。
1月28日晚，西桥社区的一个小区里，社区安保员李国华拿着小喇叭喊话让居民注意防疫。
1月29日，航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我用无人机拍下空荡荡的航站楼，停靠在廊桥边的一架架客机，凄美的画面令人震撼心痛。这样的画面，在当时并不多见，这几天在整理照片时，我回想得到的帮助，依然心有感激。
1月30日，最早向疾控部门上报疫情信息的张继先医生。
随着全国援汉医疗队伍不断进入，救治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在医护工作者舍生忘死的努力下，感染源和感染范围得到了控制，实现了最终清零的目标。
在工作中，我采访过湖北新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张继先主任。她是临床一线的专家，也是最早将疫情上报给疾控部门的医生。
整个疫情期间，她都坚守在病房，尽心尽责地救治患者。
那天的采访讲述中她曾数次落泪，为去世的患者，也为受感染的医护。
1月31日，武汉市协和医院，发热门诊门前排队看病的市民。
2月4日，武汉方舱医院准备工作紧张进行。
2月4日，武汉东西湖区径河街道社区隔离点，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在对隔离的疑似患者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2月7日，燕占飞家门口的一幕。
因家中物资告急，火神山医院驻点民警燕占飞利用休息时间，给家里买了菜，放到家门口，躲在墙角，害怕和两岁的儿子接触。
他的妻子铁肖会，是重症隔离病房护士，也是一直工作在战疫一线。
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在武汉协和医院接管江汉方舱医院誓师大会上，我看到了太多，他们的脸庞稚嫩，又坚定。这些90后、00后的医护，用年轻的臂膀，为别人扛起了生的希望。
那些牺牲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我希望能被大家记住。
2月13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三楼隔离病区，张丽医生主治的患者病情有了很大好转，查房结束准备离开时，患者双手合十向张丽表示感谢。
2月15日，武汉大雪，协和肿瘤医院改为定点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风雪中，医护、交警、公交及相关工作人员正在转运患者。
2月15日，武汉风雪交加的香港路上，雕塑上的孩子被市民戴上了口罩。
2月16日晚，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内，医护夫妻涂盛锦和曹珊在自家车上睡下。他们在车上睡了30多天。
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涂锦盛和曹珊夫妻，是最早一批投入战疫工作的医护，因为工作繁忙，床位紧张，两人在车上睡了30多天。
在金银潭医院，像涂锦盛和曹珊一样，投入一线的医护职工夫妻就有三十多对。
2月17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医务科的邓新财在搬运刚送到的氧气瓶，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将170瓶120斤重的氧气瓶送往各隔离病区。
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采访的半个月里，我能最深入地接触一线医护和患者。
红十字会医院是一家二级医院，规模不大，却是最早的发热定点医院之一，来此援助的主要是四川省各个地市州的医疗救援队伍。
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和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医疗实力是全国有名的，两院的专家及医护同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还有来自北京、上海、河北等省区市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起，担负起救治重任。
他们改造了医院的ICU病房，将床位从9张拓展到37张，并调集来ECMO人工体外膜肺等高精尖医疗设备用于救治危重症患者，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死亡率。
2月18日，武汉第四医院医生孔岳锋和周敏，在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并经过14天医学观察隔离期后，捐献血浆救治其他重症患者。
在红十字会医院隔离病区呆久了，很多患者和医护人员都和我成了朋友，每天隔着防护服和护目镜相互问候。
许多患者不仅是身体受到创伤，也需要心理抚慰，在隔离病房里，没有亲人照顾，又遭病痛折磨，整夜寝食难安。但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除了支持治疗外，免疫力也非常重要。
红十字会医院还有一位心内科护士长苏洁，在抗疫初期，她自己也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属于轻症，隔离治疗康复后又立即回到了一线工作。
很不幸的是，她独自居住的父母不知什么原因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苏洁母亲属于轻症，逐步康复，但是父亲的病情却愈发严重，被收治进入红十字会医院ICU病房，虽经各地医疗专家们的全力救治，还是没能挽回父亲的生命。在父亲病重期间，苏洁一直在一线工作救治患者，她只能每天提前两个小时来，或是下班后再去陪伴一会父亲。
父亲去世的时候苏洁正好当班，听到同事告知她这个消息，她伤心大哭，来到父亲的病房给父亲深深的三鞠躬，一声声“爸爸，爸爸”的哭喊让人心碎。送走父亲的第二天，她又坚持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她说：“我休息了，我的同事就会更累。我其实不敢休息，一个人呆着，到处都是爸爸的身影，只有我在紧张工作的时候，我才能不去回忆这些事情，我相信爸爸如果活着，也一定是会支持我在一线救人的。”
对这位护士长，我的内心充满了敬意，也满怀着悲伤。我们都有父母，其实也很担心远在200公里外荆门老家的四位老人和孩子，万一出什么状况我可能什么忙都难帮上。我只有每天打电话监督他们随时关注身体的状况，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想办法去医院，幸运的是随着一个又一个14天过去，一切安好。
2月18日晚，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高三女孩黄玉婷坚持学习，备战高考。
他们把患者当亲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护士们，给患者吃饭喂水，擦洗身体，端屎端尿。在病人状态好的时候，护士们守在床边聊天说话，消除负面情绪，从心理上给予安慰和鼓励。这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还有华西医院的罗凤鸣、尹万红、吴孝文，四川省人民医院的黄晓波，广元市中心医院的王会明，上海德济医院的田定远，以及许许多多我叫不上名字的医生……许多患者康复转往轻症病区或出院的时候，跪着给照顾过他们的医生护士磕头，拉着手久久不愿松开。
2月20日，武汉市新华路协和医院门前，道路空荡，两位给医院送蔬菜的人正翻过护栏穿越马路。
2月24日，湖北武汉动车基地，静卧在轨道上的高铁。
2月26日，志愿者李文建驾车将孕妇及母亲送达医院。
英雄的城市，必然有英雄的人民。武汉封城后，许许多多的市民加入到志愿服务的行列，和医护人员一样奋战在抗疫一线。
1月25日，武汉市民王紫懿发现，部分留守武汉的临产孕妇面临无车及时送医生产的难题，她通过朋友圈召集到李文建、王震和朱伟三位带车司机，组成“W大武汉紧急救援队”，与需要车辆的临产孕妇一对一服务。
这个四人小分队已经安全接送了40位产孕妇去医院生产，产妇和司机无一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因为这样的义举，他们被网友们誉为“新生命的摆渡人”。
3月3日，武汉市安居路，封闭小区里的居民用吊篮领取团购物资。
3月7日，武汉协和医院，陈岚医生为李清娥做了生产手术。婴儿穿好衣服后就要与妈妈分开。送往武汉市儿童医院前，助产士谢桂香让妈妈再多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三层手套会不会影响手指灵活度？护目镜花了会不会影响伤口缝合？第一次进行新冠肺炎产妇剖宫产时，陈岚医生告诉我她心里也没底，甚至考虑，术后要不要只做皮外缝合。
但真的走进了手术室，所有的顾虑都忘了，“手术很顺利，处理刀口也跟平时一样，进行了皮下美容缝合，效果很好，只是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平时半个小时的手术用了一个半小时，平时一天能做6-8台手术，现在最多能做3台”。
3月20日，武汉澳门路湖边坊社区，志愿者冷冰霜和她的朋友们一起为该社区联系团购到10元每斤的爱心猪肉。
3月20日，武汉西北湖公园，市民路过盛开的樱花树，仰望春的色彩。
3月24日，武汉三德里社区，一位居民和自己的猫玩耍。
3月24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ICU护士长杨莉正在清理去世患者的手机，钱包，手表，身份证等遗物，准备将这些遗物归还给他们的亲属，“在那些手机里一定还留存着他们一家人最珍贵的记忆”。
我们不该回避那些因病逝去的人，在这场与新冠病毒的战役中，每一位失去生命的同胞都应被我们铭记。
在红十字会医院7楼ICU病区，每有患者去世，护士长杨莉都会将去世患者的手机及随身的贵重物品收捡好并消毒处理，用塑料袋包裹后，写上姓名存放在一个小箱子里，如果她不在岗，也会交代当班护士去做这些事情。
杨莉说，“那些贵重物品和手机，特别是手机里的信息和照片，对于家属来说是都是最珍贵的记忆，我们尽力了，但没能救活这些危重的患者，我们心里是非常愧疚的，一定要把这些遗物保管好，等疫情结束的时候，还给他们的家属。”
这些细节，无不体现出医者仁心。
3月27日，武汉市花惠社区，志愿者正在对一个楼栋走道消毒。
3月30日，湖北武汉，新冠产妇李清娥经过14天康复隔离后，与丈夫一起，将分开24天的宝宝“小企鹅”接回家中。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只能记录这段日子里力所能及的点滴故事，幸好还有我的同行们，那些不畏生死，从全国各地逆行而来的新闻记者，记录下许许多多武汉抗疫的故事。
我流过了太多的泪，心酸的，悲伤的，感动的，都有。我自认为亲历过汶川地震之后我的心会更坚强一些，但我发现是错误的。人是群体性的动物，疫情初期不论白天黑夜，在去采访或是回家的路上，空荡萧瑟的街道，零星走过的路人，呼啸而至的救护车，都会让你的内心觉得失落和无力。
那么熟悉的城市，我生活了20年，无处不在的热闹与喧嚣，就因为一个小到你根本看不见的病毒，瞬间他就病倒了。就好像路是城市的血管，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个的红细胞，突然红细胞们都不见了，只有我独自游荡在大街小巷，想努力找到他们。
4月8日凌晨武汉解封，汉口火车站，即将运来客流。
4月9日，武汉市二环线金立交上，车流渐多。
现在，他们又慢慢的回来了，整个城市都在复苏，让人觉得是如此亲切，只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多了一个暂时脱不下来的口罩。
我只希望能再快一些，回到每天一早起来，去家门口的早餐店，喊一声“老板，搞一碗热干面，多把点芝麻酱”的日子，再也没有口罩阻挡我好好闻一闻那碗面的味道。
